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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自传》与传记文学——兼论郭沫若与胡适传记文学观之比较

 2019-11-23 13:27:45 773 ℃
[摘要] 而且,胡适“传记文学”只是当时富有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倡导,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对“传记文学”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有些观点甚至是直接对立的。章鱼自食《沫若自传》封面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辗转回到了上

介绍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传记发展的高峰期。这一高峰或高潮的重要标志是传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胡适对“传记文学”的大力推广和实践推广。他对这种风格的命名和“概念特征、范围类型、功能和创作原则、要求、方法等”作了明确而准确的阐述。,从而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理论体系。”因此,一些评论家说:“经过胡适的不懈宣传,结合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和出版业的发展,中国现代自传逐渐成熟,大约在1930年左右的十年间出现了“井喷”现象。一群深受胡适影响的自由派作家开始陆续写作,并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出版自传。出现了丛文自传(沈从文)和女兵自传(谢冰莹)等自传经典。五四时期崛起的创造社作家郭沫若和郁达夫虽然与胡适不同,但他们以巨大的气势和多种形式写了大量自传。还有一大批不擅长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也在时代的诱导下自觉自愿地从事自传体写作。”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郭沫若的自传积极回应了胡适“为历史学家做材料,开放文学”的思想,把自传的文学性和史学性结合起来。”

值得强调的是,胡适“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建构是20世纪30年代“传记热”的一部分,是一种总结和完善。它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可以与“尝试收藏”相提并论。然而,过分夸大其理论影响实际上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传记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简化。此外,胡适的“传记文学”在当时只是一个有影响的理论主张。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对“传记文学”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更重要的是,作家的理论主张往往与其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甚至可能出现矛盾现象。在这种“传记热”中,胡适和郭沫若对理论假设和创作实践的背离,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传记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章鱼吃自己的食物。

《莫言自传》的封面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回到上海,不久就患了严重的斑疹伤寒。1928年初(阴历的第一个月和阳历的第二个月),郭沫若开始写日记,直到写完《复苏》后离开上海。这些日记后来以“离开上海之前”的标题出版。在郭沫若发表的作品中,很少有日记以各种形式散落在“附录”中。然而,我很少有超过一个月的生活记录。虽然经过编辑和删节,但一些实时的思想、琐碎的生活和思想困惑仍然存在并保存完好。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天的日记中,郭沫若陪着他的孩子读了一本儿童杂志,并意识到章鱼吃了自己断了的脚以求生存。他动情地说:“当艺术家缺乏社交经验时,他们不得不写自己非常狭隘的生活,就像章鱼吃脚一样。”第二天,“安娜买回来了……”《资本论》第二卷……”内山对她说,“这很难理解,为什么作家要这样做”。我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作家。第六天,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总是一张苍白的脸,总是所谓的刘仆的财富?那是一个奇怪的病人。或者吃人肉的人,但他们总是吃自己。正因为如此,作家总是比其他人更酸。食肉动物的尿液酸度比食草动物强。人们生病时不能吃东西。他们只依靠自己的身体来消费。那时,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食肉动物。尿液的酸度应该加强一段时间。“第九天,又有了一个对话创作:

对话

为什么一个作家总是脸色苍白?

那是一个奇怪的病人。

什么病?

b害怕,或者可以说是食肉动物。

唉!

文学家经常吃自己的食物,就像章鱼吃自己的脚一样。

那么我就能理解了,同时我也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作家总是带点酸味。

哼,食肉动物的尿。

是的,一个文学家等于一只猫的尿。

这种对“作家”身份的不断拒绝、讽刺和讥讽,是郭沫若对其文学生涯反思的一种极端反映。它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作者情绪低落时,但这不是偶然的宣泄。郭沫若的自传体创作始于1928年——郭沫若的第一部自传《我的童年》(后来改为《我的童年》)是《离开上海前》写完日记后“对3月至4月恢复期的及时记述”。

《我的童年》中的“前言”和“后记”明确表达了郭沫若当时对“文学”的拒绝。郭沫若在《序言》中以诗的形式宣称:

我的童年是一个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变的时代。

我现在正在从黑暗的石炭纪矿井中挖掘出来。

我不想学习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

我也不想学习歌德和托尔斯泰描述的天才。

我写的是这样一个社会产生了这样一个人。

或者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1928年12月12日

这种态度呼应了《离开上海前》中对“文学家”的讽刺。作者宣称奥古斯丁、卢梭、歌德和托尔斯泰不是他作品的“偶像”。1947年,当编辑《摩洛自传》时,这个意图再次被强调:“我没有忏悔...恐怕我不会坦白。”在《后记》中,郭沫若甚至说,“我厌倦了这样无聊的叙述方式。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所以我接受了最新的革命性惩罚:砍掉这个脑袋。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读过这本书的人能忍受读这本书,如果他们想在心里问我:‘你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对这个笑话的回答很简单,也就是说,‘今天革命成功了,王没有地方吃饭。"

郭沫若的自嘲和要求叶凌风支付手稿的信很容易给人留下郭沫若以自传体创作为生的印象。例如,在1932年7月22日给叶凌风的一封信中,郭沫若谈到了《创作十年》、《后编辑》、《石炭纪王》和《同志们的爱》的版权付款:“我的条件是:……(3)后编辑也要花1500元,付款将在三个月后支付。这笔款项应该在几个月内预付。(4)未经作者同意,不得编辑原稿。如有编辑,版权无效。“第二天又发了一封信,更说了

但是我的条件是:

(1)三个月后提交新版,付款1500元,三个月内付清。

……

(3)“石炭纪之王”最初约占乐群的20%。请向张紫平要求澄清。应该是最初提议的20%。

(4)我现在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同性恋爱》,是关于武汉时代的一个事件,是前年写的。大约有10万个单词。如果你愿意付1500元现金,我可以卖给你。

8月29日和9月25日,他们写信给叶凌风,要求付款,争取版权,并就作品的付款进行谈判。看看郭沫若写给叶凌风的信,它们都与版权和支付问题有关,而且都非常明确。他们想象不到中国人的特殊储备。

郭沫若的自传体写作的确有生存的真正需要,但这不是他自传体写作的最初动机,也不是他坚持自传体写作的根本原因,直到1947年他编辑出版了《摩洛自传》。首先,郭沫若被流放到日本时,创造社给他每月100元的生活津贴,直到创造社于1929年2月初被查封后,这笔津贴才被切断。换句话说,郭沫若自传体创作之初,他的生活“并不那么丰富,但也不那么单薄”。因此,虽然卖文章的理论并不空洞,但这并不是郭沫若自传体创作的初衷。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民国出版业的现实和郭沫若在日本的生活,不难理解这些信件的实际效果相当于一份合同,这是一份非正式的合同,因此必须明确。拖欠和违背诺言在民国出版业很常见。身在国外的郭沫若只能通过信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的版税最好能在每个月10号汇出,所以请不要食言。”“你说每月10号必须汇200元,但是三月已经成了无稽之谈。今天是4月3日。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会特别提醒你,你必须在4月10日寄出200元。”如果郭沫若在中国,他可以去问问题和要求(这就是郭沫若和台东图书公司是如何缴纳会费的),这些话自然不会被遗忘。因此,这些信件只能作为一种证据,很难真正解释郭沫若20年的自传写作,尤其是他1941年的著作《五十年的素描》、1942年的补编《学生时代》和1947年版出版的《莫若自传》。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出名的郭沫若还不能靠卖文学谋生。那么,郭沫若从事自传体创作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支持什么样的创意理念?

历史观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文学的无能所折磨。他的自传体创作客观上有生存的需要,是情感的宣泄。然而,郭沫若对这种宣泄持排斥态度,并对“文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因此,郭沫若的自传体写作与胡适“为历史学家做材料,给文学一个生存的机会”的理论不一致——胡适希望给文学一个与传记一起生存的机会,而郭沫若从事自传体写作时,内心充满了对文学的排斥。虽然郭沫若在近20年里写了100多万字的《莫言自传》,但它是“中国最长的自传”,被研究者誉为“中国现代自传文学的叙事典范”,并“彻底改变了“东方不再自传”的尴尬局面。但在郭沫若心中,这不是“传记文学”成功的注脚,而是“通过自己看时代”历史观的伟大胜利。

郭沫若

郭沫若自觉的自传体写作是以史学为基础的,不仅为历史学家做材料,而且“通过自己看一个时代”,这也暗示了他作为革命者的政治自觉。西方自传诗学“教皇”菲利普·勒尤尼在谈到自传和回忆录的区别时说:“除了一些敢于将个人历史等同于伟大历史的天才之外,作者不是演讲的对象。相反,在自传中,演讲的内容是个人的,而不仅仅是个人材料和历史材料的比例问题...这两个组成部分只能取决于作者的基本思想。我们不仅要看数量,还要看两个部分的主次,即作者是想写自己的个人历史还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者们在定义和区分郭沫若自传的风格时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因为郭沫若显然属于勒尤尼所说的“敢于将个人历史等同于伟大历史的天才”。从郭沫若几乎所有自传的序言和后记来看,郭沫若想通过他的自传来写“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他清楚地感到他写的其实是“他的个人历史”。郭沫若没有想到,既然他有了“创作十年”,为什么施蛰存要他在《现代》中写一篇关于“创作社会的历史”的文章?他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我“十年创作”的一半已经在那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不是“自传体文学叙事的典范”,而是一种另类的传记文学。

郭沫若认为,个人历史与时代大历史的同构不是傲慢,而是必然。其理论基础是:

人们在他们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有一定的和不可避免的关系,这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决定人的存在的不是人的意识,相反,决定人的意识的是人的社会存在。

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即郭沫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其对应的翻译是:

人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生产被淹没在各种不受意志控制的既定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一般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前提。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存在,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

基于这种唯物史观,“透过自己看一个时代”是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种可能性,这些个人的历史痕迹和材料对时代的历史有多大价值?这些自传体作品有助于“实现理想社会的政治价值”吗?郭沫若起初对此没有信心。在《我的童年》的“附言”中,他苦笑着说,“我厌倦了叙述方式中如此无聊的话。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所以我接受了最新的革命性惩罚:砍掉这个脑袋。”“章鱼吃自己”和“砍掉他的头”的比喻反映了郭沫若内心的矛盾。如果“历史化”是一种意识,那么自我与时代的历史同构显然不能由他自己完成。这个矛盾长期困扰着郭沫若。

直到收到一封“无名同志”的来信,郭沫若才自信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这封信被收录在郭沫若的第二部自传《从头说起》中。无论如何,郭沫若也借此机会承认了他继续自传创作的主要动机:

在我看来,你的“童年”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材料可以以任何形式使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最主要的是从我们的角度批评一切!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你已经做了多少。因为这个原因,我接受了你的新书...你的目的是描述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在你的童年并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在欧洲战争前后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在欧洲战争后取得了第二步进展,其后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然而,它的转变最终并没有完成,也注定永远不会完成。......同志,如果你是这样,我希望你快点写下来!

鉴于1929年的政治环境,郭沫若没有解释“无名同志”是谁。然而,从郭沫若的反应来看,这封信显然来自中共高层。郭沫若对此深受鼓舞。他不仅重复道:“任何东西都可以由材料制成,任何东西都可以由形式制成,最主要的是理解!”这种“一针见血”甚至更直接:“我现在鼓起全部勇气继续这项工作。”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是联系个人与时代的关键,是个人历史与时代同构的基石。在这种“理解”下,郭沫若的自传体写作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郭沫若的自传“想要描述这些艰难的事实”:“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变”...注定永远不会完成...中国天真的资产阶级只能是帝国主义者的买办,中国永远肩负着半殖民地的命运,打破这种“诅咒”是“5月30日以来的年度大事”,所以郭沫若的作品将被毁掉。革命同志的认可和肯定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创作,他的自传写作和编辑持续了20多年。不可能测试“无名同志”到底是谁。只有1944年11月21日延安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高层对郭沫若的自传性创作。它是这样写的:“最近读的《无论如何,前后》,几乎和我当时在湖南经历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出发点和结论与“无名同志”的出发点和结论高度一致。因此,郭沫若逐渐自觉的自传体创作和他的历史研究一样,是他流亡日本期间革命活动的两翼和他“转向”的深化。它与“孤独的军队”和“狮子觉醒”团体的争论、“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和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有关。其历史观和革命立场是理解这些创作的关键。因此,一些学者在考察现代传记文学创作时,在论述自传的“文学属性”和“历史属性”时,明确指出郭沫若“倾向于传记的历史属性”。

《传记文学》

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传记”无疑是“历史”的核心范畴。胡适提倡传记文学“为历史学家做材料,给文学一个生存的机会”。一个主要的贡献是把“传记”归于文学领域,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目前,专门的史学研究很少以“传记”为职业,现在因其名气而被普遍称为作家而非历史学家。胡适对传统传记的反思和借鉴西方传记优势制作现代传记的尝试始于1914年,这是他系统文化反思的一部分。

昨天,我谈到了事物的风格和事物之间的差异。就传记而言,这种差异是无法隐藏的。我认为我国的传记只传承了人民的人格,而西方的传记不仅传承了人格,也传承了人格的发展...东方不再有自传...

东方最好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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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递太容易了。作者可能是带路的,不认识被传递的人。历史学家必须向一个人传递数百个故事。他如何传递一个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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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记通常是静止不动的。什么是静止不动的?然而,写他是谁和他是谁也是真实的,而不是他是如何变成的和他是谁。

作为一种生动的叙事,胡适的中西传记比较属于“中西文体差异”思想,这自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胡适对中西文化批判的一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没有提到后来被称为“传记文学”的东西。根据卞赵明的考证,胡适在1930年6月28日董守敬《博谭勇》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传记文学”这个名字。胡适对“传记文学”的最大影响是“四十条自我陈述序言”: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情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我们赤裸裸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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